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是教師的自願行為，不是正式的工作要求，所以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和行政人員的行為有緊密的關係（Altinkurt & Yilmaz, 2012）。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範圍很廣，只要是對組織有益（直接或間接都可），非學校正式要求，而是教師自願付出的行為都是，包括幫同事解決工作上的問題、執行非預期的任務而沒有任何抱怨、幫助維持工作環境的整齊清潔、對外正面宣傳學校、創造好的工作氣氛、減少學校資源的浪費等。Jimmieson、Hannam與Yeo（2010）發現，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會提升工作效能，而教師的工作效能有助於提升學生在學校的生活品質。因此，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是值得倡導的好行為。 學校的效率與效能來自適當的管理，而適當的管理來自行政人員的領導，以影響與引導教師完成學校任務。行政人員握有權力，能促使教師產生需要的行為，如Altinkurt與Yilmaz（2012）指出，國小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與行政人員的權力有關。本研究將探討行政人員的公平作為是否影響國小教師的工作滿意，進而影響國小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 除了組織公平－工作滿意－組織公民行為的探討之外，本研究認為有必要考慮教師的特性，因每位教師對於與行政人員往來，甚至建立合作關係，可能有不同的動機。從過去研究顯示，需求是人類行為的催化劑或激勵因素（張慶勳，1996）。每個合作個體對合作關係的需求，依據Szmigin與Bourne（1998）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個體較在乎經濟面的結果，而有的個體較在乎社會面的相處關係，亦即有的個體較偏向經濟導向，而有的個體較偏向社會導向。經濟導向與社會導向在Dass與Kumar（2011）的研究也有如此的分類；在Gassenheimer、Houston與Davis（1998）的研究也有類似的概念，其將關係價值分為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本文未結束，完整試讀內容請點選以下「點閱排行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