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大學」（green university）一詞在國際間的共通意義即是大學以「永續發展」的概念為願景的各類活動，並代表高等教育對於人類社會發展應負的重要責任。在1970年代，此概念在北美洲最初發展的緣由，事實上是為了降低大學在運作時所產生對環境的不良影響。大學會產生大量的廢棄物、廢水、化學物質和有毒廢棄物等，這些物質最終都會成為校園和鄰近社區的環境問題，消耗量甚至可能會大過組成單純的社區和機構，或是一些企業團體。因此，降低這些環境問題對於校園與社區的衝擊，是早期綠色大學最基本要解決的問題，一些因應這些環境問題而產生的大學環境行動因此而出現（Bartlett & Chase, 2004; Creighton, 1998）。

除了以學校行政為核心的環境管理之外，環境教育也是大學應負擔的重要任務。王民（2002）在《可持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一書中表示，「人」是永續發展問題的核心，人的素質是永續發展的關鍵（王民譯，2002）。以此觀點為出發點，他認為教育對於永續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教育自身實現了永續發展，才能實現整個社會永續發展的目標。Bekessy等人（2003）強調，學校往往造就許多決策制定者、經理人與教師等，對於整體社會發展方向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因此，當人類面臨重大的環境問題時，學校環境教育之落實更顯重要。

整體而言，綠色大學的發展一開始是為了保護環境而產生的各種管理策略，到後來逐漸延伸至發展環境教育以提升所有人員的環境意識，將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觀念融入於大學的教育中，充分發揮大學教育的功能。此外，大學也應不斷地審視自己的內部經營管理與外部環境，擬定改進策略與行動方案，降低學校對於環境的衝擊，最終回饋到社區與社會中。

在國際社會中，綠色大學的觀念可追溯至許多重要的國際宣言。許多國際宣言皆提及高等教育永續發展的議題，其中最早的可溯至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宣言」（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並以「塔樂禮宣言」（The Talloires Declaration）為綠色大學發展的關鍵。塔樂禮宣言揭示了大學領導者必須提供領導和支持，動員內部與外部資源，使其學校可以應付迫切的挑戰，以讓大學能在面對環境惡化的現況下，實踐恢復環境的概念。往後發展的諸多宣言皆指出，以永續發展為願景的高等教育機構需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由大學領導人發起，動員學校全體人員，自願性地實行環境行動計畫，肩負起對目前及未來世代重要的責任與義務（Wright, 2002）。

宣言的發展更帶動了組織的成立，這些機構與組織的工作重點皆持續強調「合作」的重要性，無論是組織間或學校間發展計畫的合作、資訊的相互交流、學校與社區的夥伴關係，或是聯網組織的發展，都強調了相互合作所創造的力量。

近年來，在「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後，世界各主要國家均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其中，大學也是減量的重要標的。由「塔樂禮宣言」持續的發展，設立了國際組織──「大學領袖推動永續未來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eader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ULSF]），該組織至今仍持續推動大學等高等院校之永續發展與綠色化。至2008 年10月為止，全世界共有378 所大學簽署宣言（ULSF, 2008）。

而即便是在未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美國，許多大專院校也已紛紛往「低碳」（carbon neutrality）方向規劃與執行各種計畫。在2007年6月，美國共有284所大學簽署了「美國大學與學院校長的氣候承諾」（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idents Climate Commitment），其中就特別強調推動凍結CO2 排放，宣示要在兩年內盤查溫室氣體的排放，並在學生教授職員組成的委員會監督下，設定減碳時程表及行動策略，行動包括改換照明設備、汽車或飛機等交通工具的碳減量、食物的碳減量等。簽署的大學與學校從知名的常春藤名校，譬如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等到小型學院、社區大學或公開大學等。美國的能源行動聯盟（Energy Action Coalition）並聘用70名專職人員輔導各大學學生，遊說他們的校長加入宣言的簽署（Deutsch, 2007）。直至2009年2月為止，共已累計614所美國大學簽署了前述的「美國大學與學院校長的氣候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