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教師組織歷經多年努力，因不同時代與不同社會氛圍，顯現迥異於其他先進國家的狀況。在戒嚴時期，教師組織主要在配合政令及會員聯誼，後期教師組織則積極參與教育政策研議與教育實務運作。就勞動三權而言，教師的工作權益保障，至2010 年6 月《工會法》修正案通過，解除教師組織工會的禁令，才真正有全面落實的機會，但是，教師組織工會是一個敏感的議題，尤其在傳統的中國人觀念中，教師具有崇高的地位，並非屬於勞動階級。然既是如此，何有「工會」？何來「罷工權」？在最新《工會法》修正案通過後，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家長、教師皆有不同的立場與表述，由於各自主張南轅北轍，顯見三方互信不足（李建興，2010），因此，我國教師工會未來發展前景仍有待觀察。《孟子‧ 離婁篇》曾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新修訂的《工會法》要真正落實到每一所學校與每個教師身上，恐怕還有一段艱辛的路要走。

　　回首過去， 自從1995 年新頒布的《教師法》准予教師成立學校、縣市與全國教師會後，已歷經十餘年。先前教師加入教師會好似參與一個祕密團體，頗有難言之隱，至今不管是中央與地方教育主管，或是一般學校的校長，都能接受教師會的存在。教師會從懵懵懂懂到現今的蓬勃發展，實有賴各方努力與教育先進的堅持。環視國內外的教師團體，都是經過一番艱苦的經營，才擁有當下的成就。以美國教師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Teachers, AFT）為例，在1920 年代，美國國內外學術界對其嗤之以鼻，一般教職人員大多漠不關心或甚至反對工會。目前美國教師聯盟已經有超過150 萬名的會員，其成長與發展確實也歷經一段艱辛的路程（Cain, 2009, 2010）。

　　這幾年，國內教師會的運作雖然較為順利，但各校教師會之經營仍有頗多難處。這些困難主要來自於以下四方面：教師本身的困擾、教師團體內部問題、行政與家長團體的壓力，以及與社會互動不足等，以下分述之。

　　現在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國民的許多權利與義務都必須仰賴法律明確規範，然而，一般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師會仍心存疑慮，觀感不一，未兼任行政的教師與兼任行政的教師對於教師會之角色的看法又不相同（周家弘，2009）。甚多教師難以分辨「專業教師」或「勞工教師」的差異，尤其在教師是派任制時期，大部分是公費生，縣府一紙命令就貫徹到底，教師沒有明確參與討論教育議題及參與教育決策的機會。長期以來，多數教師不太會去注意與自身權益相關的法律規章……本文未結束，完整試讀內容請點選以下「點閱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