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合理使用」最早起源於1740 至1839 年的英國案例法，其藉由審判結果累積出若干有關合理使用的範圍、功能及法理基礎；其後，美國的Folsom v. Marsh（1841）判決，更集以往之大成而有系統地完整闡述合理使用制度之基本概念（陳俊宏、呂豐足，2003）。及至1976 年，美國《著作權法》（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修正後的第107 條，除例示「基於批評、評論、新聞報導、 教學、學術、研究等六種目的所為之複製行為，應屬合理使用而不構成著作權侵害」外，並提出以「一、利用之目的與性質，包括是否具有商業本質或係為非營利之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被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的比例； 四、利用對於著作之潛在市場或價值之影響」做為逐案分析（case-by-case）利用行為是否該當「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王敏銓，2004）。換言之，「合理使用」 係屬「衡平法之合理法則」（equitable rule of reason），因此無法事先藉由條文內容 確立一般性的適用定義，而是一種須由法院依據個案事實加以判斷的審酌原則 （Klingsporn, 1999）。

　　事實上，美國法中有關合理使用之發展，對於其他許多國家的著作權制度亦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對照我國實定法內容，相關條文（《著作權法》第65 條第2項）更是直接摘錄美國《著作權法》第107 條所揭示的四項判斷標準。細究而言，此四項判準於我國《著作權法》亦僅屬個案認定上之審酌基礎，第44 條至第 63 條有關「合理使用」的目錄規定中，約有半數並非「法定例外」，充其量不過是其他合理使用情形的例示規定。換言之，教學上利用著作之行為即使符合前揭目錄條款，亦仍須通過該等判準的逐項檢視，其「侵權行為」方能因被認定為「合理使用」而免除法律責任。

　　由於「合理使用」乃是利用他人著作進行教學活動的重要核心概念，故以下將先說明合理使用原則之判準內涵，次而陳述科技環境中，基於教學目的之合理使用他人著作的法律容許空間與限制。